这就意味着，一般而言，肉体或说物质生活的需求总是先于精神生活的需求而发生。
3．优先级设定、问责制和其他规定。此外，这些回顾性分析报告应包括支持数据和评估报告，要及时在网上公开，还要制作并公开有关资源、优先顺序和程序的监管计划［20］。
（4）监管应建立在证据基础上，并在数据表明需要时才实施监管。第13610号行政命令强调公众（直接或间接受到监管影响的人，以及州、地方和部落政府） 能获取关于现有规章的实际影响的重要信息，机构应当邀请公众就规章（需要进行回顾性审查时）本身和如何对其进行适当修订发表意见。以可下载的表格形式提供基础数据。例如，将人的尊严和公平加入到监管目标和监管影响分析之中，这是一个新发展［53］。【注释】 [1]第13489号至第13641号行政命令，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xecutive－orders/obama．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3年4月19日。
吴秀尧，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但是，即使是温和的成本收益分析也会被利益集团利用［47］。{9}在梅丽看来，穆尔、格里菲斯等学者实质上将法律多元论研究重心从非国家法秩序转向国家法和其他规范性秩序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
由此，事实之维/规范之维的整合在更复杂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重构中得到解决，国家法体系的定位问题则在法治国诸原则以及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构中解决，法律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游走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相对而言，韦伯传统下的折中方案在解决当今法律多元论诸难题方面更具潜力。社会科学的形成是其与法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的斗争过程，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的，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其实，国家法体系中心论与国家法体系中心化只不过是国家法体系在法律多元论中的重要性的一种量的表现，其在社会治理与整合方面强大力量毋庸置疑，而定位困境在于，法律多元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处理前者的排他性与后者的包容性之间的张力。
哈氏虽未曾直接论及法律多元论，但其商谈法哲学理论在一些重要的根本性法律问题上的洞见，以及其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方法能够法律多元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想象力。如上文所述，法律多元论在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话语的同时也陷入了重重危机，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法律多元论必须在理论上始终保持着自我更新，借鉴和吸收各个学科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紧跟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并由此与其他学科形成较为良好的学科间互动。
第二、事实描述本位 VS． 概念分析本位。世界是由差异与多元的要素构成的，法律本身即是多元的存在，但在哲学领域的重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尤其在语言学转向出现之后，鲜有学者在这一路径中有所斩获。在这种法律多元中，法律的正当性在分析层面上终归来源于政治权威( 国家) ，但在实际中也可能来源于国家之外的共同体自治。(二) 出路之探寻 研究路径的割裂使大多数法律多元论者满足于单一的理念、视角和方法，置三重困境于不顾，因此，缺乏想象力的法律多元论被视为一种纯粹描述性或纯粹分析性的工具。
第二、政治理论与传统公法理论的路径，即以主权多元论或政治多元论来研究法律多元。因此，研究规范多元之法律多元论势必要从概念上回答什么是法律这一表明法律性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描述法律功能为何。他认为，法律即是实在法，它是连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转换器，承担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双重职能，{29}4－6这种实在法是法治国诸原则下，以基于交往理性的民主商谈程序，以公共领域的公民自主立法的形式产生的，这种法律既具有事实有效性，又具有规范正当性，既筛选和吸纳了来自生活世界的事实性法律，又能够在法律系统中得到自我理解。{15}80－88{24}{25}{26}47－51 鉴于韦伯理论核心问题( 现代性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的复杂性，他尽可能考察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形态( 主要以当时欧洲大国为研究对象) ，并将典型的西方法律归结为一种由强制、合法性、可计算性三种要素构成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实质上是涉及社会整合、合法性支配、商业资本三方面因素的形式理性法。
{32}邓肯·肯尼迪指出，法律多元论为第二次法律全球化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和动力。在哈氏看来，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反复困扰着历代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这种张力在现代法中既表现为一种事实有效性(sozialen Geltung)与规范正当性(Legitimit? t) 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表现为一种社会的事实性与规范的自我理解之间外在关系。
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分别代表着大社会科学内部的理论一端与经验一端，而总体上，观察、描述和分析社会事实，并提出应对社会问题的对策，是以经验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1}胡克亦指出，国家范围内的多重法律义务体系的存在被称为法律多元，但国家法与其他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法与从属法的关系。
根据退宁的研究，一般法理学包括三类研究: 分析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2) 这一区分不是涉及理性法传统的规范主义，尤其不涉及法哲学或道德哲学的正义论问题。关于两种或多种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或法律秩序共存于同一社会领域中的现象的法律多元论定义显然过于宽泛，而在现代复杂社会中，要深入理解和分析涉及多重因素的法律多元，划定当今法律多元论如此庞杂和广泛的研究领域，绝非易事。{38}若忽视具体的法治环境(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 ，法律多元论在解决具体法律问题时，也可能对法治的整体效果造成危害。首先，法律多元论强调描述与分析，容易忽视了权力分析或者政治性分析。(3) 法律的事实之维大体上对应于法律的事实性或事实有效性，但其所涉范围不限于实在法及其形式化的人为确定事实。
但法学理论家对法律多元的理解与社会科学家迥然不同: 前者以国家实在法为中心，强调法的规范之维，以一般法理学建构为目标; 而后者持国家法秩序去中心化立场，强调法的事实之维，以展现法律秩序/体系多元互动与竞争之多样性为志趣。{17}25－29{18}237－272 埃利希在《法社会学原理》中所描述的多元法律秩序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现代法律多元论的雏形: 一切法律团体与法律规范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法在本质上是社会团体之秩序的调整者和承担者; 社会之法、法学家法与国法在同一社会领域之中形成了共存、合作，或者竞争的互动关系，整个法的领域由国法秩序与非国家法秩序共同构成; 活法作为法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社会之法、法学家法、国法三种法律秩序的互动，及其自身的普遍性与易变性，穿梭于整个社会领域，并深入社会生活之中[5]。
法律多元论自身性质的不确定同时也阻碍着划界: 即研究者无法确定法律多元论究竟是特定研究领域( 如法人类学、法社会学或一般法理学) 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这些构想中，穆尔的半自治社会领域(semi－autonomous socialfield) 概念为法律多元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改变了法律多元论的性质: 使内部生成的规则获得效力的过程，通常也是决定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之服从或不服从模式的直接力量。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社会科学视角的法律多元观念体现于埃利希的多元法律秩序互动，韦伯关于国家法秩序与非国家、超国家法秩序之关系的讨论，以及古尔维奇的社会法多元之中。 三、尾论: 前沿与启示 (一) 全球法律多元论前沿 在探索破除三重困境的道路上，三种传统仍在延续，它们各具优势，也各有缺陷。
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的演进是趋于理性化的过程，形式理性法的形式化特质来源于西方法律传统与法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划界的困难首先是由先决问题(整合与定位问题) 的不确定所致：法律的事实之维与规范之维的张力、法律的正当性以及国家法体系的定位都与研究领域密不可分。韦伯社会学分析表明，在各种理想类型之间，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多种法律体系、法律秩序和司法权威并存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换言之，法律多元论必须首先解决先决问题进而处理其在学术研究中的附属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方有可能走出划界之困境。
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它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全球法律多元论的前沿成果显现出三个方面的初步特征: 第一、超越民族国家界限。
换言之，他们试图将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法律多元论统合在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理学之中。就三重困境而言，埃利希秉持法学的社会科学化立场，诉诸事实的规范力{16}89解决整合问题，以法的事实之维吸收法的规范之维，以事实之存在说明法律之正当，法命题不仅仅是法学家的思辨之结果，更多的法命题来源于法的事实。
因此，本文试图在简述法律多元论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困境与出路，并且结合法律多元论的晚近发展状况揭示其启示意义。作为法律多元论主要参与者的法律理论家，自始就认识到三重困境，其应对策略是，以法的规范之维吸收法的事实之维来化解整合问题。
范德林登认为，此类社会存在着多样的和多重的规制性秩序，而由两种以上的法律秩序构成的规制性秩序可以被称为法律多元，其要义在于，权利主体作为多个社会网络成员的个人服从于多种法律秩序。在理性被化约为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形式理性法的实在法更大程度是官僚制国家的一种工具，法律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正当性循环，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声称要建立某种法律科学的学派或学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埃利希是明确主张以法学社会科学化方式建立法律科学的第一位法律人。当今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中国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重困境在哈氏那里只不过是社会科学客观主义内部的矛盾，既然哈氏将法律设定为连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媒介的实证法，那么社会科学路径所涉及的来自生活世界的事实性法律经过筛选之后可以被纳入法律系统; 而法学路径的国家立法则以民主商谈机制加以完善，从而获得法律系统自我理解。第二、国家法体系的定位。
{3}148 －156他们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法律史和社会史等资源，以社会团体秩序的相对自治为出发点，探讨法律规范来源、法律秩序或司法管辖权的多元化，其研究充分展现出传统法学的规范研究与社会科学法学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张力，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以经验研究取代规范 研究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张力。第三、规范与事实/统一与多样的整合。
{34}375－411而桑托斯更全面地指出，法律多元论与反霸权的法律全球化理论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 法律多元论借助于修辞学法概念能够恢复法律的地方和全球时空，从而恢复法律中规制与解放之间的张力; 一种自下而上的反霸权全球化理论能够为法律多元论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22}287在理论建构方面，塔马纳哈晚近的研究比退宁的构想走得更远一些，他试图将实用主义、分析法学、法社会学整合在一种法的社会理论之中，其构想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
留言0